李商雨，男，生于年。大学时期开始习诗，毕业后在高校从事教育工作。诗歌见于《诗刊》、《天涯》、《人民文学》、《诗歌月刊》等刊物。除文学写作，其学术兴趣在于符号学、电影批评及诗歌批评。现居安徽芜湖。

——《一点墨》（AnInkDrop）读后

一

当年，兰波以一种决然立场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这话令人震动。兰波所谓的现代，当然指具有现代性的。关于“现代性”（modernity）一词，这是个大话题，从社会学，或从历史的角度，它的复杂演变和繁复内涵足以让人眼花缭乱，这个词本身，对很多中国人而言，意味着迷雾和困难。公认的看法，现代性，至少包含了如下几个方面内容：现代生活、现代资本主义、现代观念、工业主义和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冲突。现代性，首先，与（和缓慢的、完整的古代生活相对的）现代生活发生关系，或者说，它联系或来源于瞬息万变、具有印象主义品格的现代生活。可以确切地说，天才的波德莱尔最先从19世纪的大都市巴黎找到了这种具有瞬间性特点的现代生活。“艺术家从瞬间性中发现了美，但普通的都市人正是为了应对这种瞬间性和不可预见性而发明了世故、冷漠和算计。”[1]按照波德莱尔的说法，“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另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2]都市生活，都市风俗，对具有现代感和现代意识的艺术家，构成了巨大吸引力。对于波德莱尔而言，他除了承认美可能蕴含于永恒中，更加强调了其可能的短暂性。“美永远是、必然是一种双重的构成，……构成美的一种成分是永恒不变的，其多少极难以加以确定，另一种成分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一种，或是兼容并蓄。……艺术的两重性是人的两重性的必然后果。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就把永远存在的那部分看作是艺术的灵魂吧，把可变的成分看作是它的躯体吧。”[3]

我不厌其烦地引用波德莱尔的话，实际上，是在强调都市、瞬间、风俗、情欲……这些迷人之物，而不仅是想要探讨艺术的永恒性，或诗歌的永恒性问题。故而，本文不拟深入研究西方现代性问题，它不是本文的重点，这篇文字的焦点集中在一本诗集，——柏桦老师一本新书，《一点墨》（AnInkDrop），这本书在我视野里，引起兴趣的几个关键词：禁忌、颓废、在汉语写作语境下的一种新的现代性。第一个词语是“禁忌”，该词意味着一种冒犯，所以，它冒犯了谁？连带为何要冒犯这个问题一并回答。第二个词语，是“颓废”（decadence），这个词语，至少六十多年来，在很多人，甚至专业的写作者那里，都饱含否定意义。李欧梵专门写过这个话题，这篇文章叫《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事实上，“颓废”一词，作为一种风格化的美，在共和国以来的文学中，是从来不曾公然倡导的。本文需要对这个词进行正名，并尽力消除掉它的否定性语义。故而，在谈到“颓废”时，我避不开会面对一个不得不面对的词：“现代性”。众所周知，这个词来自西方，柏桦本人亦对此多有思考，并不止一次地公开谈及该词，并提出富有见地的看法。他认为，现代性并非如杰姆逊所言具有唯一性（即美国现代性），中国自有其现代性；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五四现代性、毛泽东的现代性、邓小平的现代性（注释：具体参阅……）。这种分法目前尚无异议，但我认为，沿着这个思路，还有更新的现代性（新颖性，是现代性自身本然的属性；求新，是其根本性标志，这与庞德所谓“makeitnew”无二致）。这种现代性，是可以接续晚清下来的，但并非单纯复古。这种新的现代性，在《一点墨》中被创造出来，它以颓废的面目呈现，它是中国的后现代。

[1]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Modernity：TheReader），年5月第1版第4页。

[2]《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集》，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年9月北京第1版，第页。

[3]《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集》，第-页。

二

鉴于柏桦本人与波德莱尔之间公开的秘密关系（我曾在阅读M.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时，将这样的话写在书边上：“柏桦的诗，既传统而又现代，并深具现代性。中国少有如此深合（现代）艺术规律之诗人。同时，他确可视为波德莱尔在中国的衣钵传人。”这些话当然具有私密性，因为所谓“衣钵传人”，并非准确说法，亦无意要确立某种艺术的私人谱系，只是在阅读中一种不十分确切的水到渠成的感发性判断。另一方面，若要谈及谱系，中国古典诗歌，比如白居易之于柏桦，也许更值得探讨），我以波德莱尔开始本文，亦是向我喜爱的诗人柏桦卅年写作表达敬意。《一点墨》一书，共章，写作历时近一载（年9月10日——年8月8日）。然而，此书之诞生，究竟意味着一种大突破。其自青年时代即有的汉语梦，在此绽放，是柏桦始终如一秉持的“日日新”（EzraPound：makeitnew！）精神的必然结果，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技术至上的诗人积年累月写作探索结出的硕果——它绝非偶然所得，因是，它更像是回报，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亲爱的礼物（TheGift）[1]。一种现代汉语诗，或者说，一种深具汉风的写作，终于得以臻于成形，以《一点墨》形态定格。三十年，孜孜不倦（哪怕中途曾经停笔，但亦未曾停止探索）地追求，终于阶段性完成自晚清以来的汉语的“现代性的追求”[2]。需要提示的是，此书与一本在当代具有汉语抱负的写作者中产生深刻影响的日本著作形成了对照和互文，此书即周作人译清少纳言《枕草子》。这一点，将在下文论及。

中国作家的现代性追求，李欧梵在《追求现代性》文中结论部分这样写道：

充其量，五四文学表达出精神冲突和痛苦的一种形态，也许比西方文学表现得更痛楚。在这个意义上，外界现实的威胁并未从作家的意识里退走，而是依然存在：一个死气沉沉、充满市侩庸人的社会产生的这种问题，以愈发加剧的压力侵入作家的意识中。中国现代作家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作家不同，他们不能够否弃“现实”；因此，他们为了自己那种“爱国主义的地方观念”所付出的代价，乃是一种深刻的精神上的痛苦感，这种痛苦负载着那种危机临头的“现实”压力。从稍稍偏离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学中那种对现代性的追求，产生了一种有悲剧意味的人类意义。它从未转向那种“纯粹的唯美主义”的cul-de-sac（绝境）。[3]

从文学或美学的角度讲，这个结论里就带有悲剧式的遗憾和感慨，李欧梵把中国文学遭受的境遇称为“未完成的现代性”，结集十二篇演讲稿出版[4]。众所周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之路，一者为本国历史境遇所负累，一者为本国历史（政治）所打断，革命文学取代了文学的现代化（这里的“革命文学”，更多的还是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称为“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也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张爱玲等人的小说，只能视为个案，“只是一些孤立的例子”[5]。这种影响，直接地看，持续至20世纪八十年代；间接地看，一直持续至今；无论在小说，还是诗歌领域，这种非“纯粹唯美主义”的，或者说是非纯粹现代性的文学观依然纠缠在写作领域。后者而言，我们时代的诗人，对苦难题材的沉迷，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进行写作，据有道德的高地进行“感时忧国”（夏志清语）[6]，纠缠在道德正确领域；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庸俗现代性的中国呈现，是应该指出的。尤其要强调的是，这是进行时，是“-ing”时态，而非过去或完成时。苦难与文学没有必然性联系，后者必须以自在的样子存在。“苦难是令人尴尬和害羞的”（柏桦语），执著于苦难自身，即是偏离了美的根本。后文我仍将讨论这个话题。

三

我把《一点墨》放在“颓废”和“现代性”这两个概念下考察，有两个意思，一是放在文学发展线性的时间坐标，一是将“颓废”作为一种美的风格形态，并不想单纯以西方的现代性概念来甄别价值，而更注重个人阐发。同时，现代性作为一个历时性发展历程，肇端于西方，并逐渐演变并日益复杂化，加之一个半世纪以来强加给中国的影响，这个历史现实是绕不过去的，鉴于它对考察本民族文学饶有启发意义，还须从那里借镜。

先简单谈下西方现代性问题。

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Calinescu）在年问世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FacesofModernity）一书指出有两套价值观念不可调和的对立的现代性，即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和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前者的一套价值观，是延续现代观念史的，如进步的学说，相信科技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可测度的时间，一种可以买卖从而像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可计算价格的时间），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的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并在中产阶级建立的胜利文明中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保有活力。当然，不可避免地，这种现代性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庸俗和市侩气。今天，弥漫在我们的诗人写作中那些所谓的道义，所谓的自由、平等，所谓的普世价值，即是这种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必然结果。而公知所迷恋的，也就在此。另一种现代性，与之不可调和，正是建立在反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它以先锋文学的姿态（这点和颓废有相通之处），通过各种手段，表达了对中产阶级价值标准的深切厌恶，从反叛、无政府、直到自我流放，对资产阶级现代性公开拒斥。[7]我之所以将这点特别强调，即是针对当下中国的诗歌写作中，有大量的据有中产阶级价值标准，怀揣道德正确的优越感，用诗来指点人世，然而很多时候却偏离了艺术的诗人的写作。

这两种情形是不可调和的。我认为，《一点墨》一书中，恰恰是自觉摒弃了前者，而履行了后者。这不是偶然的。柏桦曾说：“我已经厌倦了呐喊。”正如在《厌倦的事》（《一点墨》第）中，他写道：“我早已厌倦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为什么，那是因为我对我的青年时代感到厌倦了。”怎样看待这个“厌倦”？这是一种时代趣味的个人选择，我亦将其视为时代和个人才能的选择，从呐喊，转向逸乐，从左到右。江弱水称柏桦“时代思想和趣味大规模拆迁运动中的钉子户”（江弱水《文字的银器，思想的黄金周》），此为戏仿和反讽之语。柏桦老师的趣味，实际上，是诗歌写作中最纯粹的后现代思想的当代汉语落实。当我读到卡林内斯库书中写的“波德莱尔与美学现代性的悖论”一节时，联系到波德莱尔本人的文字，更加确定了这种看法。

卡林内斯库引用波德莱尔的话，表明“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是其趋于某种当下性的趋势，是其认同于一种感官现时（sensuouspresent）的企图，这种感官现时是在其转瞬即逝性中得到把握的”，[8]这段对理解柏桦诗歌不啻有令人惊讶的东西，它令人鼓舞之处并非仅仅是因为来自波德莱尔，它更揭示了柏桦的写作（或一种倡导的理应如此的写作）的一个秘密：如何看待和在写作中处理当下（当代）的生活，并赋予人世（浮世）生活的偶然片段以永恒的力量。神秘，在写作中，为何具有其毋庸置疑的合法性：

现代性是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的……至于这变态迭出的因素，你无权去轻蔑它或是忽视它。如果抑制它，你注定会陷入一种抽象的、无法确定的美的空虚性，就像犯下第一宗罪之前的女人的美的空虚性……总之，如果有一种特定的现代值得成为古代，就必须从中抽取人类生活不经意地赋予它的那种神秘的美……那些到古代去寻求纯艺术、逻辑和一般方法之外的东西的人是可悲的。他深深地一头扎进过去，而无视现在；他弃绝情势所给予的各种价值与权利：因为我们所有的创造性都来自时代加于我们情感的印记。[9]

波德莱尔这些话处处充满了启发性，以其高度的辩论逻辑来论证：诗，应从当下即时性的生活中（后文，我将此处“当代生活”，特别指向“家常”，即日常饮食、起居）选取，否则就会陷于空虚；短暂、易逝、偶然的即时片段本身具有永恒性——美的永恒的一半，只有通过现代美的经验，才能被带入一种转瞬即逝的生活；美，或者说诗的美，是神秘的。按卡林内斯库所说：“现代性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悖论式的可能性，即通过处于最具体当下和现时性中的历时性意识来走出历史之流。……脱离了传统（即需要去模仿的大量作品和程序），艺术创造就成为一种冒险，成为一场在其中艺术家除了其想象别无盟友的戏剧。”[10]也许，我的兴趣更在于寻求柏桦老师诗歌的当下即时性与民族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在这之前，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赋予当下生活以神秘性。因为神秘性，这是汉语言本然的属性。波德莱尔亦指出了，诗歌应该具有神秘之美的特质。这个过程，是“如果有一种特定的现代值得成为古代”的过程。熟悉柏桦诗歌的读者均知，早在年代，他的诗中已经有了这种神奇和灿烂的美，并成为他的自我标志，只此一家。

我说的他的诗虽写现代生活，但别有天才之处，——能够赋予人世生活场景的片段以历史性，并使当代生活具有永恒性力量，这近似“魔法”，有时，我把这理解为鬼斧神工。我随手拈来一首《以桦皮为衣的人》（，12，11）来看：

这是纤细的下午四点

　　他老了

　　秋天的九月，天高气清

　　厨房安静

　　他流下伤心的鼻血

　　他决定去五台山

　　那意思是不要捉死蛇

　　那意思是作诗：

　　“雪中狮子骑来看”

这首诗，是贴了“标签”的。它自身的气质是只属于柏桦。四节，可以看为四个碎片，但它们之间，被神秘的气场包围，并有利剑一样的光。长久以来，对很多人而言，柏桦诗歌密码难以破解，它表面上非常容易理解，然而却又深具惊人之美，但这个神秘化的过程，并不是靠难解和装神弄鬼来获得，而是靠着诗人的强力，和引以为傲的天赋。关于这个问题，卡林内斯库特别分析了波德莱尔的一首诗后，强调指出：“对波德莱尔来说，‘现代性’不是一种要艺术家去复制的‘现实’，而是他的想像的一件作品，经由想像他穿透可观察到的庸常外表而进入一个‘交感’（correspondences）的世界，在那里短暂与不朽是一回事。”[11]卡林内斯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波德莱尔的神秘世界的建构途径——即他那著名的交感理论。我认为，这种方法适用于所有后来的现代诗，其中体现了诗人的强力——即穿透日常生活外表、进入诗的内在空间之力。仍以柏桦的诗为例，我们可以再他看此后不久写的另一首诗《快照》（,3）：

农妇们猛烈地踏着自行车

　　毫无顾忌地穿过

　　而我，一个鼻炎患者

　　从北京来到马鞍山

　　在寒夜中去找一个民间医生

　　“鼻子的童年出了问题

　　早期的心肺也受过刺伤”

　　医生一边按脉，一边说出

　　另外，还谈到鸟和鹌鹑之类

　　突然，医生的儿子倒挂照相机

　　洋洋得意地读起了歪诗

　　并当众谈情说爱

这首诗同样可以验证如上的规律。他的当下性和即时性，在同时代的很多同行那里均可以轻易找到，但他诗歌的神秘性，却难以寻觅（在杨键的很多诗中，亦有着这种简洁的神秘，但二者尚有诸多差异）。医生本来是看病的，但同时谈及鸟和鹌鹑，这就突然使得诗歌获得了恒久的诗性。这家常的一幕，也已经暗示后来始于《水绘仙侣》的美学转变，证明在柏桦的思想里，即使在他所谓“呐喊”的时期，也早有呐喊的反面因素，我认为，这是与生俱来的，后来的转变，应视为发现自我。只是后来的转变，转向了更加精微、细致，这与我即将谈及的颓废有密切关系。《一点墨》，延续并深化了这种美。如第82《，重庆》，全诗如下：

“岁暮阴阳催短景，”（杜甫）……人间欢迎大扫除。

读者对此应该不会陌生：即便抹去作者，很多人也能一眼识出来。继续列出几首来看验证：

堆在枕上的是（如云的）乌发、闲泪、热愁……

他的“遁世之期，渐渐迫近，心绪忙乱……”

何必呢，“不如随物主，化作大空烟。”

——第78《东洋之美》

老人贪吃，金利来。青年嗜酒，大哥大。儿童厌食，娃哈哈。

——第91《老人贪吃》

“三鸦水上一归人”（韩翃）

那偏爱鹤发的散仙呢？

他在清晨的花园里除鸟粪。

——第《清晨散仙》

这样的诗，熟悉柏桦老师和张枣的人，会轻易想起后者在《左边》（初版）一书序言里一个富有洞察力的论断：“柏桦一直是我佩服的诗人。说真的，他是我八十年代所遇到的最有诗歌天赋的人。他的机敏细致，他的善谈，他那一触即发的诗心，以及将迷离的诗意弹射进日常现实深处的本领，使每一个与他有较近接触的文艺人都获得了多益而久远的启示。”（做注释）我以为这段话里，张枣论断的闪光之处在于他抓住了问题的要处，并以一种迷人的诗性语言表述出来。其本质乃与本文以上分析暗合。“将迷离的诗意弹射进日常现实深处的本领”，即赋予即时性生活片段以神秘的才能。

[1]此处“TheGift”，从纳博科夫作品，亦指“天赋”。

[2]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追求现代性》，梳理了自晚清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途，具体内容可参该书相关内容，人民文学出版社年5月北京第1版。下文将简单述及。

[3]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4]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年出版，书名为《未完成的现代性》，可参见。

[5]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第页。

[6]参见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作者认为，可以“感时忧国”精神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性特征；我这里引用夏语，实为强调，这种道德正确搅缠着政治正确的写作，一直从五四以后，延宕至今，其犹豫不决地纠结于此，亦有其当今中国特殊的政治语境，但同时，这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特征，依然压抑（“压抑”一词，可以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年5月第1版）着具有新的现代性特征的写作。此文收录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年7月第1版，第-页。

[7]参见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年5月第1版，第47-53页。

[8]马泰·卡林内斯卡《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55页。

[9]这段话的引文，与《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中郭宏安译文有差异，诸如“有一种特定的现代值得成为古代，就必须从中抽取人类生活不经意赋予它的那种神秘的美”，郭宏安译为“为了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变成古典型，必须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这里我直接选取了顾、李的译文。另，本文第一部分，使用的是郭宏安译文。

[10]马泰·卡林内斯卡《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57页。

[11]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年5月第1版，第6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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